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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客工宿舍再暴发疫情,外籍劳工如何“与病毒共存”?

  原标题:观察|新加坡客工宿舍再暴发疫情,外劳如何“与病毒共存”?

  “现在中国客工可以上班的就还在上班,离职没办下来的也只能上班。很多中国工友想回国,但也很难实现。”网名“多年以后”(后文称“小多”)的中国籍客工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回忆起自己在新加坡客工宿舍感染新冠病毒的境况,还显得有点心有余悸。

  “客工”是新加坡社会对外籍劳工的称呼,这些客工多来自印度、孟加拉国、中国等国,由母国的中介介绍来到新加坡务工,一般统一由政府和企业安排在指定的客工宿舍居住。小多来自陕西,今年6月来到新加坡,是一名建筑工人。

  小多告诉澎湃新闻,他所在的宿舍整栋楼出现了疫情暴发的景象:他所在的一层楼大约有200多人,其中100多人都感染了。“我的那间宿舍一共12个人,已经有6个人感染,都去隔离了。包括我在内已经放出来2个,还有4个工友在里面隔离。”小多说。

  中国籍客工宿舍的疫情暴发和随之而来的混乱得到了新加坡媒体的报道和新加坡政府的承认。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0月16日报道,13日,裕廊惹兰都康的西雅(Westlite)速建宿舍有客工聚集,他们控诉有关方面对宿舍疫情处理不当,多次反馈没有结果。该客工宿舍主要居住着胜科海事所雇佣的中国客工。住在该宿舍的2000多名客工据称已有四分之一确诊感染新冠。

  15日,新加坡人力部下属保障、关怀与接触小组(ACE)署长邓锐辉称,有关宿舍确诊人数激增,而分配到宿舍载送患者到适当照料与康复设施的资源不足,因而才会出现上述问题。

  密接不隔离、阴性就上班

  “我们这里不说新冠‘确诊’,只看新冠检测结果是不是阳性。假使是阳性,客工就要拉去隔离,隔离期间若新冠检测结果呈阴性就可以回去上班了,没啥额外的安排。我隔离了7天、检测结果是阴性就出来了。”小多告诉澎湃新闻,“新加坡不像(中国)国内,密切接触者不会被要求隔离。”

  据《联合早报》19日报道,根据新加坡人力部发出的最新客工宿舍新冠措施指引,自10月11日开始,与确诊病例有接触的客工不会接获隔离令,改为遵守“健康风险警告”。住在宿舍的客工接获警告的第一天须在有人监督的情况下进行抗原快速检测,结果呈阴便可前往工作,第二至第七天则自行做抗原快速检测,结果呈阴就可工作。

  另外,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的客工需要在指定的“康复设施”接受隔离,假使隔离第四天或第七天抗原快速检测结果是阴性,客工就能解除隔离、回到工作岗位。若新冠检测阳性的客工完成了10天隔离,不论检测结果如何,也都可离开指定的康复设施。

  上述针对客工宿舍的新冠措施指引是新加坡社会“与病毒共存”阶段的一部分。8月19日,新加坡政府宣布该国进入“与病毒共存”防疫阶段。外界分析认为,对于严重依赖跨国贸易和外籍劳工的新加坡而言,完全重启经济乃至向外国开放是无奈之举,否则新加坡经济有走向崩溃的危险。

  《外交官》杂志10月14日报道指出,截至9月,新加坡已经为80%以上的人口接种了疫苗,并计划在短期内将该比例提高至90%。较高的疫苗接种率和举世闻名的行政效率被认为是新加坡敢于实践“与病毒共存”的底气。

  《联合早报》指出,客工对新加坡建筑、海事等行业至关重要。目前住在新加坡的客工总计还有约27万。虽然宿舍疫情原已沉寂,但过去一个多月来却有死灰复燃的迹象,聚集性感染事件不时出现,令人担心。

  据《海峡时报》21日报道,当日,新加坡人力部长陈诗龙和卫生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10月初以来,新加坡已经在集中隔离设施中为客工预留了5000多张新冠康复床位,同时还在48个客工宿舍区的康复设施隔离点设置了6000个隔离床位。报道指出,这是新加坡政府对9月以来客工宿舍新冠病例激增的回应。

  “新常态”中被遗漏的客工?

  自“新常态”——“与病毒共存”阶段启动以来,连月来新加坡新冠确诊人数不断飙升,单日新增屡创纪录。眼下,新加坡医疗系统疲于应对激增案例,一些民众也因确诊后长期未能得到新加坡卫生部指示而陷入茫然。

  《纽约时报》报道指出,这一切出乎新加坡政府意料;随着病例激增,政府已经开始恢复限制聚会、鼓励居家办公等封锁措施。

  《联合早报》刊文指出,许多客工都认为新加坡在走向“与新冠共存”的过程中似乎遗漏了客工。“新加坡现在被迫‘与病毒共存’,被迫重新开放,可能会出现失误。比如之前让(新冠检测呈)阳性和阴性的客工混住。”生于湖北武汉、于20年前来到新加坡工作并已入籍该国的华人工程师熊刚向澎湃新闻表示。他曾于去年3月新加坡客工宿舍暴发疫情时建立“捐助湖北狮城爱心群”,以向中国籍乃至来自孟加拉国、印度的客工捐款、捐物。如今,客工宿舍再度暴发疫情,他又投入到了号召、组织捐赠的志愿服务中。

<a href=新加坡客工宿舍再暴发疫情,外籍劳工如何“与病毒共存”?”>熊刚将捐赠物资带到客工宿舍

  小多告诉澎湃新闻,新加坡政府对待新冠的态度类似“治感冒”。“我确诊阳性之后就被分配到康复设施隔离。尽管隔离由政府组织,我也不需要付任何费用,但我获得的治疗就是‘休息’而已。等我们休息到检测结果呈阴性,就算是治愈了。”对小多而言,熊刚等人提供的爱心捐赠让他感受到了温暖,“有这些好心人提供捐赠,我们才有了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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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新加坡客工宿舍再暴发疫情,外籍劳工如何“与病毒共存”?”>小多的隔离环境

  通过接种疫苗避免让感染者陷入重症、进而避免医疗资源挤兑是新加坡的抗疫策略。《纽约时报》10月12日报道指出,接种新冠疫苗使大多数新加坡人不需前往医院,约98.4%病例是轻症或无症状;死亡主要发生在老年人身上,死者通常有并发症,死亡病例占(至10月12日的)过去28天中病例的0.2%。“幸好我在中国国内已经打完了两剂疫苗,我康复得比较快。其实有人比我还快,隔离三天左右就放出来了。”小多说,“我希望公司可以尽快给我打加强针,疫苗还是有用。”

  具体而言,新加坡社会80%以上的疫苗接种率无法完全代表客工宿舍的状况。根据新加坡人力部16日文告,西雅惹兰都康宿舍中有至少55%的客工已经核实为完成新冠疫苗接种者,这与80%的数字有显著差距。不过,一些客工所接种的疫苗并不在新加坡政府承认的紧急使用清单上,因此其暂时未被统计入内。

  另据《海峡时报》21日报道,陈诗龙称,住在全部客工宿舍的客工中超过97%已完全接种新冠疫苗。尽管如此,仍有数以千计的客工尚未完成疫苗接种。

  客工生活宛如“平行社会”

  与熊刚一样,许多人都对新加坡客工宿舍再度暴发疫情感到错愕,乃至于失望。《海峡时报》21日刊登了一则读者来信。该文章称,最近的新加坡客工宿舍疫情的诱因和去年类似,是客工宿舍的环境让新冠病毒易于传播。

  另一名在新加坡打工的中国客工葛强(化名)去年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在新加坡政府与企业安排的客工宿舍里,他与11个同事共享一个房间,整栋楼又有上千人共用洗手间,所以“疫情暴发并不意外”。

  小多表示,他现在的住宿环境与葛强类似,也是12个人共享一个房间,2人分睡上下铺。“接受这样的住宿环境对我来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假使要自己在新加坡租房,一个月就要几百新元(1新元约合人民币4.75元)的房租,我在这里打工一个月工资也就2000多新元,没有能力承担租房开销。”小多感慨说,之所以愿意出国打工,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太好,希望多挣点钱。

  不过,据《联合早报》报道,考虑到去年引起新加坡国内外广泛关注的客工宿舍疫情,新加坡有关方面当下已试图改变,比如推出西雅速建宿舍这类“新型宿舍”——这种“半永久性速建宿舍”采用的新标准包括每个房间不超过10张床位,床与床之间至少得保持1米的距离。

  虽然可能居住“硬件”方面有所提升,但当地对客工的管理似乎未有明显改善。西雅宿舍暴发疫情后,宿舍管理公司和客工雇主各有说辞,宣称他们已和新加坡人力部接洽,确保客工有足够的医疗支持,并提醒伙食供应商务必严格遵守卫生标准。这也与西雅宿舍13日聚集客工所提出的情况不尽相同。同时,上述新宿舍标准也与小多所称的“一个房间挤12人”并不相符,可见企业的宿舍管理与新标准仍有一定差距。

  彭博社10月2日报道指出,虽然新加坡平息了去年的客工宿舍疫情,并有效地让社会运转起来的情况下,但却仍将客工限制在他们的宿舍当中。这一年多来,生活在宿舍、工作在工地等指定上班地点的客工与新加坡社会完全隔绝。彭博社指出,这显然让这些客工倍感不公,更让许多客工陷入心理问题。

  “去年客工宿舍暴发疫情期间,孟加拉国和印度工人的宿舍出现了有人绝望跳楼自杀的情况。正是因为不忍心看到客工绝望,我才说服志工团队也向非中国籍的客工宿舍提供捐助。爱心是无国界的,我们也担心中国客工出现类似的绝望情绪。”熊刚向澎湃新闻回忆到。

  英国广播公司(BBC)今年9月末曾报道称,新加坡客工遭遇的处境称得上是全世界事实上最漫长的“新冠隔离”。“我来新加坡四五个月了,从没出去过玩过,每天就是坐车上班去工地,下班坐车回宿舍。”小多说,“在这上班感觉跟‘坐大狱’似的,没有一点自由和人权。”

  BBC指出,数十万客工在去年疫情暴发后便被禁止和公众接触。9月,新加坡政府才表示将允许少数客工在“试点计划”中外出。试点计划期间,BBC记者被邀请到新加坡的“小印度”社区探访50名“放风”工人,他们被允许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离开宿舍4小时。

  尽管新加坡人力部发言人称这是一个“里程碑”,但仍有客工强调,他们想要的只是尊严。“我们是像你一样的人类,就像这个社区中的所有人一样。我们只想要回我们的尊严。”来自孟加拉国的客工塔斯里夫(Tasrif)在BBC报道中向新加坡政府如此控诉。

  这些客工为了要来到新加坡工作,需要缴纳高昂的中介费用。据BBC报道,塔斯里夫向母国孟加拉国中介缴纳了7500美元(约合人民币48000元)的中介费,而他目前每月收入不到750美元。

  小多则向中国中介支付了5000人民币的中介费,他的其他同事所交的中介费最低也有3000元人民币,最高达20000元。小多目前每日工资约人民币400元左右,比他在中国工作时略低,这也让他有了被中介欺骗之感。

  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方案主任林方源(Jeremy Lim)向BBC指出,限制客工的人身自由对公共健康并无多益处,新加坡各界反而需要在这个时候关注这些客工的心理健康,因为他们都处在非常挣扎的时刻。

  为了支持客工度过难关,熊刚等人在捐赠之余也在微信群中与许多中国客工保持交流。小多说,正是因为感受到其他人的爱心,他才相信一切都能好起来。在短期内无法回国的情况下,他只能选择好好工作。

  “我们只是想安稳地工作,平安地回去!”另一名不具名的中国客工向澎湃新闻坦言。

责任编辑:宋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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