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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为什么不鼓励使用“新加坡式英语”

  当新加坡自立后,改革教育体制成了新加坡政府的优先事项,为的是教育一批识字识数的劳动队伍。新加坡语言环境的复杂性而让人望而却步。英国政府设置了照顾四个不同语言的种族的教育体制;英国人、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而华人和印度人又说着好几种不同的方言和语言。

<a href=新加坡政府为什么不鼓励使用“新加坡式英语””/>新加坡

  泰米尔移民和华人及马来人一同亲手建造了这座城市。泰米尔语是新加坡最通用的印度语言,但还有其他的南印度语,再加上印地语和其他北印度语,如旁遮普语或古吉拉特语。这些北印度人对学习泰米尔语没什么兴趣,因为泰米尔语被看作是下层劳工的语言。此外,一些受英文教育的印度人,则更喜欢他们在学校所学的语言,工作上可能也使用这种语言。

  战后,印度的少数群体因热衷于政治而开始受到关注。和华人移民不同,来自大英帝国的印度人是英国公民,因此能积极参与政事。海峡华人是来自马来亚的土生移民。他们大多拥有华人和马来族的混合血统和文化,并且一般能说流利英语。英国人不善于学习语言,因此他们觉得土生华人同时掌握英语和马来语的能力十分有用。语言选择把不同种族区分开来,阶级差异也让这个极其多元的社会分裂。宗教亦可能是造成分裂的影响力。

  有时候,紧张的局势会爆发为暴力冲突。占大多数的华人社群在浩瀚的东南亚马来海洋中形成一座小岛。他们感受到一种特殊的脆弱感。和以色列人一样,华人想起过去几个世纪在东南亚其他地方遭遇的间歇性迫害。不论是在新加坡或其他地方,他们都能感受到潜在敌人的威胁。

  理想主义者构筑的新加坡形象,是一根由代表着不同种族的四股线“编织在一起的绳索”,因交织为一体而变得坚韧牢固。这个隐喻试图鼓励新加坡人放下地域与方言的差异(对印度人而言,则是要放下不同的语言),转而使用四种语言:英语、汉语普通话、泰米尔语和马来语。沿袭殖民时期的做法,新加坡将所有四种语言都定位官方语言。

  学校采用的是双语课程,即说英语的人必须学习马来语;说马来语和泰米尔语的人则需要学习英语。华人则需要学习英语和汉语普通话,即使他在家里使用的是方言。因此所有人都必须学习两种语言,其中一定包括英语。华人和马来人儿童在学校必须以第一语言或第二语言学习其各自的“母语”。

  语言作为教学语言和高端职场的工作语言,变得越来越普遍。新加坡人说英语的能力要比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好。英式英语的发音与拼写文化至今仍占主导地位,但在美国电影、音乐及时装的流行文化的影响下,这个情况未来可能会有所改变。

<a href=新加坡政府为什么不鼓励使用“新加坡式英语””/>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

  “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是一种流行的特殊街头土语,掺杂了马来语、汉语和泰米尔语的词汇与句式,并经常穿插无实义的“啦”字,就像美式英语中无所不在的“like”。标准英语和汉语普通话本身具有经济价值,因为它们能为人们打开通往最好工作的大门。新加坡式英语没有经济价值,当局也不鼓励使用。这促使一个名为“胡说八道”(Talking Cock)的讽刺网站编纂了一本 Coxford Dictionary,作为对政府的反抗。当两个年轻的新加坡人在国外见面时,他们会不自觉地使用新加坡式英语。在一个无法忍受的情境中,你会说“Buay tahan”。“Buay”是福建方言的 “不”,“tahan”是马来语的“忍耐”。

  “我听说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今天进港了,你知道吗?我看见起重机在远处移动。我猜想这就是原因。”

  这句话用新加坡式英语来表达便是:“You know anot, I got hear ah a very big container ship come to Keppel today lah. Must be very besar one. Wah lau! You know I see all the crane hor, move very far away lah. Confirm must be big one.”(直译为:你知道吗?我听说啊,有个很大的集装箱船进来吉宝港口啦。肯定很大个。哇唠!你知道我看到全部的起重机噢,移到很远啦。肯定很大个)。虽然新加坡式英语很有创意,吸收了新加坡丰富多元的文化,但政府对它持否定态度。

  这似乎支持这样一种说法:即政府言语上喜欢创意,但他们却不信任创意的实质。他们对新加坡式英语的反应成为一种隐喻,象征着对国家身份认同的渴望和实现新加坡全球化目标的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

  英语享有特殊的社会与经济声望,是属于统治阶级的语言。它的另一优势是让新加坡人能超越种族,迈向国际化。李光耀对此问题的总体解决方针,就是突出英语的地位,要求其成为所有学校的第一语言或第二语言。英语恰好是他最擅长的语言,而他又能很有说服力地辩称英语是全世界最有用的语言。

  李光耀的想法是“让市场告诉孩子,精通英语的人将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他认可马来语和汉语,因为他认为这两种语言在本区域的商业和外交活动上颇有用处。很少马来人会说英语,但马来语一直是本区域的传统贸易语言,承载着新加坡范围以外的商业及其他意义。马来语使用的阿拉伯字母,以及马来人的宗教信仰,让新加坡能够与广大的伊斯兰宗教与文化圈进行交流。尽管一般群众不一定对此感兴趣,但这对穆斯林而言非常重要。

  由于政治原因,普通话(官话)在19世纪末传入新加坡,反映了中国人团结一致、联合支持中国国内的革命事业的愿望。一个世纪后,普通话变得更有吸引力,因为它能开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提供的商业与文化机会。新加坡呼吁全体华人把普通话作为第一语言或第二语言来学习,其隐含的期待是方言将逐渐消失。这让只会说一两种方言的老年人吃了不少苦头。在一些教人难过的情况下,祖父母不能再与他们的孙儿沟通交流了。

  在政府眼中,亚洲语言,尤其是普通话,具有另一个优势,即作为“文化压舱石”,用以抵抗过度“西化”浪潮的文化价值观。这建立在语言形成价值观的假设之上。当政府对“西方”文化的批评愈加严厉,这一想法便得到更多的重视。

  毫无疑问,新加坡决心把英语定为第一语言的做法,缓和了其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关系。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新加坡得益于它作为一个国际性多语社会的身份。当地华人可以带头招募来自香港和台湾的资本。马来人可以连接伊斯兰社群。事实证明,强调国际化的海事传统(包括海港生活及与其相关的一切),对向往成为一个全球化都市的新加坡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潜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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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节选自[美]约翰·佩里著,[新加坡]黄丽玲译,《新加坡:不可思议的崛起》,后浪丨九州出版社,2021年1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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