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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消化一下:率先官宣“与病毒共存”,新加坡哪来的自信?

  

  大家好,我是在观网陪你看世界的谷智轩。前两天,新加坡政府召开了一场记者会。会上,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乙康表示,新加坡将从8月10号开始,逐步放宽管理措施,进入到“与新冠病毒共存”的新常态。巧的是,就在这场记者会的第二天,我国原卫生部部长高强撰文,强调必须坚持严格防控,打消“与病毒共存”的想法。不同于一些西方大国早早就实际进入“躺平模式”,新加坡的疫情防控,在全世界范围内,可以称得上是少数优秀典范,这个国家为什么敢率先作出“与病毒共存”的决定?本期《消化一下》就来讲讲,新加坡是怎么抗疫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新加坡防疫体系,最早可以追溯到2003年的非典。非典开始在新加坡爆发时,还没有被当回事儿。世卫组织全球预警都过去半个月了,新加坡才建立了领导小组,着急忙慌抗疫,不仅病死率高达13.9%,远高于中国,还被世卫组织列为了“疫区”,经济损失惨重。吸取了非典的教训,新加坡总结出了一套“四色防疫系统”,用绿、黄、橙、红,代表不同的紧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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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的H1N1,是这套系统面临的第一次“大考”。这一次,新加坡“怂了”,国内连确诊都还没出现,就急忙进入橙色紧急状态。结果发现,情况好像没那么严重,又把警戒降到了黄色,但紧急状态给本国产业造成的损失,已经不可挽回。有了前两次的经验,新加坡痛定思痛:对待疫情,既不能“不重视”,也不能“太重视”。

  新加坡对新冠疫情的处理,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好像重视了,但也没有特别重视”的精神。去年1月23号,新加坡出现了首例确诊病例,2月7号,政府就宣布进入橙色紧急状态,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怎么个“重视”法呢?既不进行大规模的社区隔离、也不叫停大型商业和社会集会,不停课、不停学、不停航,而是弄了个70人的“特别追踪队”,每天的工作就是打电话,寻找密切接触者,突出一个“精细化管理”。

  疫情初期,为了防止民众抢购口罩,新加坡政府“以身作则”,鼓励不戴口罩。2月4号,时任教育部长王乙康慰问隔离大学生,没戴口罩;3月18号,总理李显龙视察国家传染病中心,也没戴口罩。不过这次,新加坡政府大意了,低估了新冠病毒的威力,折腾到了4月,每天都有上百例新增确诊病例,总病例更是直接奔着五位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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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一看不对劲,防疫出了大问题。不过好在船小好调头,到了4月7号,新加坡官方宣布,开始对民众采取“断路器”措施,一改之前鼓励大家不戴口罩的政策,为居民发放可以多次使用的口罩,实施全面的社会隔离,关闭非必要的服务场所、全国大中小学停课、取消出门社交,严惩违反防疫政策的居民。此后几个月,新加坡防疫措施不断加码,终于在八月控制住了疫情。

  截至目前,新加坡70%的人已经完成疫苗接种,近6.6万例确诊病例中,只有42例死亡,病死率只有0.06%,堪称真正的“抗疫优等生”,比台湾省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新加坡能够交出这样的成绩单,肯定有它的底气在,这就绕不开这个国家的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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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是个岛国,面积还不到上海的九分之一,19世纪以前只有几百人口,全是渔民和海盗。没资源、没人口,这个岛唯一的优势,就是它的地理位置——马六甲海峡的桥头堡,这个位置有多重要,懂的都懂。

  1819 年,英国人莱佛士一眼就看出,新加坡有作为港口的优越条件,立刻找到当时马来半岛的统治者把新加坡“租”了下来。地有了,英国人接下来干了两件事。首先,就是把人口搞上去。大英帝国的贵族老爷当然不会亲力亲为,于是发挥传统艺能,先带了一批印度人打下手,然后“就近取才”,从马来亚找来华人和马来人商贾,一起开发。一开始,华人没有马来亚人多,但是做生意,光有老板不够,还需要劳工,所以英国人通过“中介”,从中国“买”了许多“契约劳工”,也叫“猪仔”、“苦力”,待遇比奴隶好不了多少。这样一来,华人的数量就远远超过了其他族裔,形成了差不多4:1的人口结构。等级上,英国人在上,印度人和华人、马来人精英为第二层,华工则是“人下人”,标准的金字塔结构。早先从马来亚过来的华人,叫海峡华人,也叫“老客”;后来的华工,叫“新客”。“老客”跟着英国人做了“人上人”,几代人被英国人调教,心系大英帝国,基本不认为自己是华侨。

  第二件事,英国人把自己的政治制度搬了过去,给日后新加坡的制度定了一个框架。他们还设立了莱佛士学院,这所学校走出去的学生,都陆续进入殖民机构工作,成为新加坡社会的精英,特别优秀的学生,还会获得女王奖学金,到英国留学,回国后成为精英中的精英。这些人中,就包括了新加坡的“天降猛男”——李光耀。

  李光耀出身“老客”家庭,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英国的“正统教育”,中国传统教育碰都没碰过,30 岁之前不会说汉语,31岁的时候,站队华人左翼和中产阶级,成立了人民行动党,带领新加坡走向独立,顺便让国家姓了李。李家人在新加坡耕耘多年,主要干了这么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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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经济上,英国人一百多年前就找准了新加坡的定位——一个优势只有地理位置的小岛,除了做货物和资本的中转站,也没有别的选择。李光耀按部就班,从免税做起,彻底取消了外汇管制,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把新加坡打造成了世界级的贸易和金融中心,让几百万新加坡人赚得盆满钵满。

  政治层面,李光耀在英国人建立的制度框架下,用控制媒体和各种微操,让人民行动党可以在每次选举中,靠七成左右的支持率,拿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议席,实现了“一党独霸”,还牢牢把握住行政、司法权力。同时,有了足够的家底之后,他还把从殖民地延续下来的“精英治国”理念发挥到极致,国库发钱,用真正的高薪,把社会精英都聚集到自己麾下。新加坡的公务员,薪水可都是百万级的,部长以上甚至可以达到千万。这个价格,基本上没什么人招不到,也没什么事做不成。可以说,新加坡政府的高效、廉洁,基本都是用钱砸出来的。而且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政府层级很少,跨部门协调比较简单,很多高薪招来的公务达人都身兼数职,这些因素叠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执行力,秒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

  这个政府强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李光耀自己汉语不好,就说汉语难学,有缺陷,而且难以和世界接轨,还会因为印度人、马来人听不懂,引发民族矛盾,就把英语作为了新加坡的国语,让70%的华人人口,和他们的子孙后代,统统改说英语。这个英国殖民者没达成的目标,竟然在“华人政府”手里实现了。曾经的新加坡政府,让老百姓改说别人家的语言,都能轻松搞定,那现在这个一脉相承、花样更多的政府,推出各种精细化的抗疫操作,指挥小船来回调头,还让老百姓老实地坐船划桨,自然也没什么难度。

  不过,“大家一起说英语”虽然可以缓和民族冲突,却解决不了阶层矛盾,英国人留下的金字塔结构依然不倒。李光耀要安抚最底层民众的情绪,只能用撒币大法。老百姓最关心的,无非是住房、医疗。新加坡政府修建了大量的公共组屋,让居者有其屋,同时出资建设公立医院,调控医疗市场,让公立、私立医院分工明确,公立医院承担全国80%的大病手术和治疗,私立医院承担80%的门诊工作。政府还推动全民保险,为底层民众看大病的需求兜底。这套模式下,新加坡每十万人的重症床位数是11.4张,是我国的3倍多,这就是新加坡疫情只有0.06%病死率的根源所在。 既然新加坡抗疫成绩如此亮眼,为什么又急着宣布“与病毒共存”、看似要“躺平”呢?

  其实,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回避不了两个基本现实。

  首先,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体,新加坡不可能长期关闭边境。新加坡服务业长期占GDP的70%左右,约四分之一人口是外籍劳工。疫情打击下,去年全年GDP萎缩5.6%,全球供应链中断,加上严格的社会隔离措施,商户关门、人员限流、工厂停工,第二季度GDP同比萎缩高达13.1%,建筑业萎缩65.6%,服务业受到重创。一直到今年上半年,经济仍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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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新加坡的经济和社会运转,大量依赖外籍劳工。截至去年12月,新加坡共有123万外籍员工,包括88万低收入劳动者。这些人大多在建筑工地和工厂工作,感染风险极高。去年年底,新加坡政府做了个统计,在5.8万例确诊病例中,5.4万是外籍劳工,占比93%。去年4月,新加坡疫情陡然恶化,就是暴发在外籍劳工的宿舍。那里条件恶劣,一共住了约32万人,以至于有上百人共用5个淋浴间的情况。新加坡政府初期不重视,一刀切地要求他们居家隔离。哪怕明知有确诊,也没有派人来消毒,导致了严重的交叉感染。

  既然外籍劳工导致抗疫破了防,为什么新加坡人却仍然要继续雇用他们呢?

  其实,雇佣外籍劳工,成本并不便宜。有新加坡企业雇一个建筑工人,除了800新元基本月薪,还有高额劳工税,成本几乎翻了个倍。同样的工作,换成新加坡本地人来做,月薪也就两三千新元,贵不了多少。但这些外籍劳工“扎堆”的工作,都是脏活累活,本地人嫌这些活不体面、危险、没有前途,甚至觉得就该外地人包揽。

  新加坡没有最低工资一说,一般外籍劳工每月只挣500到600美元,是新加坡国民收入中位数的七分之一。但外籍劳工市场依然活跃,比如对一名孟加拉国的工人来说,他工资再低,也是在老家能挣的4倍。有些新加坡的工作,怎么都招不到本地人,外籍劳动力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外籍劳工的感染风险大,新加坡又离不开他们。可新加坡政府却公开歧视外籍劳工,不仅在疫情通报时单独归类他们,还变相搞强制隔离。去年10月份,劳工宿舍的疫情已基本受控,但直到今年4月,依然有许多劳工被困在宿舍里,失去自由。有的人担心丢工作、被遣返,只得默默忍受,还有劳工受不了,在宿舍中自杀。新加坡政府的做法引发巨大争议,总理李显龙在国庆日讲话承诺,会促进政策公平,解决好外籍劳工待遇问题,并强调,将他们拒之门外“不符合新加坡的核心利益”。

  新加坡面临的第二个现实是,以它的体量与资源,注定无法改变或主导全球抗疫形势。某种意义上,新加坡一直打的是被动防御战。

  新加坡是典型的小国寡民,土地、资源有限,疫苗和防疫物资极度依赖进口。比如说口罩的关键原料无纺布,新加坡和全世界一样,都只能仰仗中国。即便能有原料,高昂的租金和人工费,也足以令生产企业望而却步。

  再比如说疫苗。新加坡造不出疫苗,只能出国买。新加坡国内已经打了800多万剂疫苗,但只要全球疫情一天不结束,变异病毒就永远可能出现在某些“养蛊”国家,疫苗就可能失效。对此,新加坡也改变不了什么,只能“默默承受”。

  疫情期间,新加坡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政府救助计划,2020年财政预算高达803亿新币,其中抗疫救灾的资金达到64亿新币,政府总体预算赤字突破649亿新元,占GDP的七分之一,创下建国以来纪录,以至于2021财年,新加坡政府不得不选择节衣缩食。

  国内小气候与国际大气候叠加,抗疫成绩还算亮眼的新加坡,选择渐进式地开放社会,减少重症,阻断病毒的大规模传播,实在是无奈又必然的选择。

  所以,新加坡卫生部长才会说,根除新冠病毒既不可能,也无法持续,只能想办法“安全地与病毒共存”。未来两个月,新加坡将“摸着石头过河”,分两个阶段放宽防疫措施,研究开放边境。翻译翻译,就是当疫苗接种率足够高后,新加坡准备把新冠肺炎当“流感”来治 ,逐步允许小企业、商户复工,开放民众出国旅游、回国也不需要隔离。就算出现确诊病例,也不会花大量资源追踪密接者。

  这位卫生部长同时提醒,开放后感染、死亡人数可能上升,需要做好心理准备。李显龙也给民众提前打预防针,说新加坡的目标是确保社区整体安全,需要接受“有时可能会有部分人感染”的现实。其实,新加坡的解封计划,已经随着7月份疫情小规模反弹,而推迟了一轮。可以预料,未来在开放过程中万一出现疫情严重恶化,新加坡也可以发挥“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及时喊“刹车”。

  那么,为什么我国的原卫生部长,却反对“与病毒共存”,认为要对感染病例“零容忍”呢?

  因为国际上有些推崇“与病毒共存”的声音,是在为疫情反弹开脱,为了掩盖政府抗疫的失败,“甩锅”给病毒变异。我们说要坚持严格防控,打消“与病毒共存”的想法,其实怼的是那些抗疫表现一塌糊涂、如今靠着垄断疫苗,想顺理成章“躺平”的某些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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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去年疫情初期,中国付出巨大代价、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好不容易才换来国内消除疫情、实现经济增长“一枝独秀”的局面。作为交上“高分答卷”的“学霸”,中国怎么能以“学渣”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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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事论事,新加坡政府领到了相对容易的考卷,也根据本国现实,写出了答案,拿到个尚可的分数。面对来势汹汹的德尔塔毒株,新加坡虽然没有彻底实现“动态清零”,但单日新增病例,也稳定在了两位数。大国有大国的担当,小国也有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新加坡选择“与病毒共存”,是新加坡的无奈之处,无可厚非。我们要反对的,是某些西方大国,抗疫做得一塌糊涂,还借着“与病毒共存”的借口,给自己的不作为“甩锅”的可耻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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